但對比其他工業化國家，中國制造業比重下降幅度過快過早。美國27年下降了8.1個百分點，日本23年下降了2.8個百分點，而中國僅用了13年就下降了5.3個百分點。
工信部賽迪研究院工業經濟所的工程師張亞麗曾在2020年就對此做過系統性研究。她發現，美德日韓等均是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較高水平時，制造業比重才開始下降，而目前我國遠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制造業比重卻早已“提前”進入了下降階段。
“制造業是國家產業體系安全和自主可控產業鏈的重要保障，在制造業由大謀強的關鍵階段，比重一旦下降過快過早，可能會導致產業空心化現象發生，威脅產業安全，制約創新發展，甚至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張亞麗說。
張威不止一次覺得，不斷上漲的原材料價格，正在成為引發制造業龍卷風的那雙蝴蝶翅膀。“2020年接到手的一些訂單，基本上都是在虧本做，實在有些撐不住了。”
作為廣東中山一家機電企業的老板，張威浸淫行業10多年，今年壓力尤其大。工廠生產所需的銅，價格在年后遭遇了劇烈震蕩。接訂單時銅價每噸才4.5萬元，如今要花6.5萬元購買原材料。
“小企業資金本就拮據，只要市場上稍微有些風浪，小船說沉就沉了。”張威甚至有了最壞的打算，畢竟身邊不少朋友都已或早或晚離開了制造行業。
雖然經歷過不少風波，但張威始終認為“制造業是個好生意”。珠三角地區制造業基礎好，上下游產業鏈完整，從海外拿到訂單后可以迅速組織人馬開工，配件自給半徑不超過10公里，港口運輸距離也近，忙碌一年總有收獲。
張威的想法確實代表了一大批人。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中國制造業確實憑借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高素質低價格的熟練工人以及相對較低的土地租金投入，形成了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搶占了全球市場。
例如，早在2010年，中國制造業總產值在世界制造業總產值占比中就達到19.8%，超過美國19.4%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并連續11年穩居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這些原本中國制造業賴以成功的因素，正在一項項悄然瓦解。
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為例，人口紅利大概在2012年左右開始消失，人工成本也逐年走高。早年東南沿海地區紡織工人工資集中在5000元左右，中西部地區則在3000元左右。但如今紡織廠招工的工資開到6000-8000元，也少有人問津。有企業反映，“5年前公司的人工成本僅占20%，現在已經達到了60%。”
除此之外，包括銅、鋁、塑料等原材料市場也“漲”聲一片。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生產資料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3月上旬，有色金屬及黑色金屬共計10余種原材料價格都出現不同程度上漲，電解銅漲幅達到48.95%、鋁錠價格同比上漲32.5%。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透露，在最近的一次調研中，3月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業比重已經上升到60%的歷史高位，反映勞動力成本高的企業比重已經高達36%，而反映物流成本高的企業比重也高達33.5%。
張威如今也在動搖，他越來越覺得現在的生意開始有些“夾心化”了：一方面，人工、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上升，導致企業利潤大為減少；另一方面，歐美高端制造業回流、東南亞低端制造業崛起，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不再明顯了。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轉正的同時，制造業投資卻持續幾年下降。例如，2020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2.9%，工業投資零增長，制造業是負2.2%增長。
4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對制造業投資低迷的現象也進行了分析。鄒瀾認為，制造業投資同比下降，主要是外部經濟環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下，制造業企業的流動資金緊張，企業的投資能力和投資信心自然受了影響。
一位不具名的企業家對此也頗為贊同。在他看來，制造業投資負增長背后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投資信心不足。“企業家用腳投票，人力、原材料等一系列要素上漲，抬高了整個制造業的成本，極大地擠壓了利潤空間，沒有利潤哪來的投資信心？”
據全國工商聯的一項調查顯示，當前凈利潤在5%以下和5%-10%的企業合計占到了近70%。這種利潤率很難覆蓋融資成本，自然也沒辦法激起企業家的投資意愿。調查甚至將此現象總結為，“利潤不高不想投、前景不明不愿投、方向不清不敢投、融資困難沒錢投”。
上述企業家反映，企業家對制造業投資意愿減低是一系列綜合因素造成的，而企業反映最多、影響最大的因素主要有兩點：一是企業稅費負擔重，二是融資貴融資難。
“中國企業和個人的宏觀稅負水平在全世界范圍內都不算低，盡管國家近年來在減稅降費方面投入很大，但企業經營依然面臨壓力，減稅降費還有較大空間。”該企業家說。
廣東星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偉明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算了一筆賬，即便企業不開工，銀行利息、水電、廠房設備折舊等成本都要支付，一個月就要剛性支出500萬元左右成本，每個月還要支付員工薪酬福利近500萬元，老板幾乎都在為員工打工。
“長此以往下去，誰還愿意堅守制造業呢？所以還是希望政府能夠在非常時期給予一定的稅費減免。”張偉明說。
東莞康達玩具禮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溫國雄也反映，很多制造業企業實際上是賺錢的，但流動資金壓力大，很多錢都壓在了原材料上面，訂單一來就抓慌。找銀行融資要有抵押，有一大部分企業的設備、廠房都是租的，從銀行貸到錢的幾率還是小。“幾個回合下來，很多老板就打消了擴大投資的意愿。”
多位專家表示，制造業向來是中國經濟的“壓艙石”，全國327萬家制造企業吸納了1.05億人就業，占總就業的27.3%。如何防止制造業比重過快過早下降？
“要將制造業比重維持在一個合適的區間。”張亞麗研究發現，美英日德等發達國家在已完成制造業化的基礎上，仍紛紛提出再制造業化戰略，意圖繼續維持制造業高端領域的競爭優勢，制造業比重甚至出現波動性反彈的態勢。
她建議，在推動我國制造業化進程中，不僅要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還要密切關注制造業比重波動調整的特征與趨勢，把控好下降的時間和速度。例如，提高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利用新產業、新技術、新模式化解過剩產能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曉華則認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源稟賦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高級生產要素會隨著經濟發展和資源投入而發生變化。
中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收入水平也隨之上漲，原本具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自然會逐步減弱，使相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具有更低成本優勢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這符合市場規律。
按照李曉華的觀點，中國制造業比重下降是不可逆的大趨勢，但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積累形成新的優勢。例如，不少地區制造業企業數量雖然減少了，但低端制造業卻實現了向高端制造業的躍遷升級，極大地提升了效益。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還注意到，不少城市在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制造業發展計劃，推動新技術等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緩解制造業比重下降趨勢。
例如，重慶、武漢、西安、東莞、青島、佛山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安排中，都著重強調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大力發展制造業；武漢要求擦亮“武漢造”名片，蘇州提出全力打響“蘇州制造”品牌。
尤其是杭州，其2010-2020年的十年間，第二產業占比已從47.8%一路下降至29.9%，降幅高達17.9個百分點。杭州為此發布了一項“新制造業計劃”，提出到2025年杭州要實現規上工業企業、十百千億企業、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和工業投資、工業技改總量、新引進項目投資額“六個倍增”。
